我是在外婆第三次昏迷后，才敢打开那个锁了三十年的樟木箱的。 箱子放在外婆卧室的角落，樟木的香气早被岁月冲淡，只剩一层灰蒙蒙的尘埃。铜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，我用螺丝刀轻轻一撬就开了——外婆上次锁它，还是去年我回家时，她颤巍巍地从枕头下摸出钥匙，把锁扣搭好，嘴里念叨着“别碰，那是别人的东西”。 箱子里没什么值钱玩意儿，一件打补丁的粗布衫，几封泛黄的旧信，还有一个用蓝布包得严严实实的物件。我小心翼翼地解开蓝布，露出一个粗陶碗：碗口缺了个小角，碗身布满裂纹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，碗底歪歪扭扭刻着个“李”字。 这碗我见过。小时候偷摸翻箱子，刚摸到碗边就被外婆一巴掌拍开，她的声音比后山的雷还响：“谁让你动这个的？滚出去！”那是我第一次见外婆发那么大脾气，吓得我哭了半天，从此再也不敢碰那个箱子。 外婆醒来时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她躺在藤椅上，呼吸微弱，眼睛半睁着，看到我手里的碗，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：“碗……还给我……” 我把碗递到她面前，她用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碗的缺口，眼泪顺着皱纹滑下来，滴在碗沿上。“囡囡，外婆对不起他啊……” 外婆说的“他”，是村里的李阿公。 四十多年前，青竹村还没有通公路，家家户户靠种水稻和竹林过活。外婆那时候刚嫁过来，带着我妈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李阿公是村里的孤老，住在后山的破庙里，靠编篾筐换点粮食。他手巧，人也和善，经常帮外婆家修修补补——我妈小时候的摇篮是他编的，外婆家的竹篮坏了，他总能变魔术似的修好。 那年冬天，李阿公突然得了急病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外婆发现时，他已经烧得说胡话了。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，说要赶紧送镇上医院，不然会出事。可外婆家当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，哪里凑得出医药费？外公去邻居家借，跑了半天只借到五块钱，等他们背着李阿公赶到镇上医院时，已经晚了。 李阿公弥留之际，从枕头下摸出这个碗，塞给外婆：“大妹子……这个碗……是我女儿的……当年她被人抱走时，我给她留了一个一模一样的……你要是以后日子好了，帮我找找她……左眉上有颗痣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就咽了气。 外婆抱着碗哭了一夜。后来，她把李阿公葬在后山老井旁，每年清明都去祭拜。她把这个碗锁在箱子里，一锁就是四十年。这些年，外婆一直在找李阿公的女儿：她托人在县城的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，逢人就问有没有左眉带痣的女子，甚至跑到邻县的福利院去打听……可始终没有消息。 “我对不起他啊……要是当时能多借点钱，他说不定就能活下来，自己去找女儿了……”外婆的声音越来越轻，“囡囡，你帮我找找……找到她，把碗给她……” 我握着外婆的手，拼命点头。 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边照顾外婆，一边四处打听。我把碗的照片发到了寻亲网站上，还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协会。半个月后，一个叫李秀莲的阿姨联系了我：她左眉上有颗痣，说她小时候确实被抱走，父亲是个篾匠，家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粗陶碗。 我带着李秀莲阿姨回到青竹村。当她看到后山老井旁的李阿公墓碑时，一下子跪了下去，哭得撕心裂肺：“爸……我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 那天下午，外婆醒了过来。李秀莲阿姨握着外婆的手，说：“阿姨，谢谢你……谢谢你帮我爸守了这么多年的心愿……”外婆笑了，她看着李秀莲手里的破碗，眼里闪着光，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。 外婆走的时候，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。 后来，我把那个破碗交给了李秀莲阿姨。她说，她会把碗好好珍藏，就像珍藏父亲的爱一样。 现在，每次回到青竹村，我都会去后山老井旁看看——李阿公的墓前，总是摆着新鲜的野花，那是李秀莲阿姨每次来都会放的。风一吹，竹林沙沙作响，像是在诉说着这个藏在破碗里的，跨越四十年的故事。